还记得我,见面后对我笑:“陆长官,又来吃馄饨啊。”
我“嗯”一声,跟陈镜予坐下。摊主上的馄饨放微辣,陈镜予沉默着替我取了筷子。
她问我:“陆安,你后悔吗?”
我说:“后悔什么?”
“回国,搅进战争里,来长沙。”
我不知道。我没答她。
我大学毕业前,我的导师曾问我我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。
我说我想回国,我说我的国家和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
他不理解我的决定:“这可不是一个好选择,只凭你一人是改变不了什么的。”
“我改变不了,还有我的朋友,她改变不了,还会有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中国四万万同胞,一个接一个,总会改变的。”
我那时候说得斩钉截铁,虽千万人也阻挡不了吾往矣。
导师没再拦我,但他说:“数学不是用来发动战争的。”
但数学能救国。
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中旬,我接到重庆调令,要我回重庆协助池先生侦收日军密电码。池先生早年留日,精通日语,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工学部,刚刚三十出头,是个天才。
我收拾东西时陈镜予就在我身边,身子骨倚着桌子,指尖在桌子上无规律地轻扣。她一点都不意外。
我问她:“送走我后,你是否能安心?”
她垂下眼帘,轻声说:“不是我。”
不是她下令,却托了陈家一份情。
我没打算收拾多少东西,包里塞的基本都是稿纸。我那儿还剩些次摘大吉岭和其它茶叶,我把它们都留给了陈镜予。书也只带了两三本数学专著,其余的都留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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