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记得我，见面后对我笑：“陆长官，又来吃馄饨啊。”

我“嗯”一声，跟陈镜予坐下。摊主上的馄饨放微辣，陈镜予沉默着替我取了筷子。

她问我：“陆安，你后悔吗？”

我说：“后悔什么？”

“回国，搅进战争里，来长沙。”

我不知道。我没答她。

我大学毕业前，我的导师曾问我我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。

我说我想回国，我说我的国家和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

他不理解我的决定：“这可不是一个好选择，只凭你一人是改变不了什么的。”

“我改变不了，还有我的朋友，她改变不了，还会有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中国四万万同胞，一个接一个，总会改变的。”

我那时候说得斩钉截铁，虽千万人也阻挡不了吾往矣。

导师没再拦我，但他说：“数学不是用来发动战争的。”

但数学能救国。

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中旬，我接到重庆调令，要我回重庆协助池先生侦收日军密电码。池先生早年留日，精通日语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工学部，刚刚三十出头，是个天才。

我收拾东西时陈镜予就在我身边，身子骨倚着桌子，指尖在桌子上无规律地轻扣。她一点都不意外。

我问她：“送走我后，你是否能安心？”

她垂下眼帘，轻声说：“不是我。”

不是她下令，却托了陈家一份情。

我没打算收拾多少东西，包里塞的基本都是稿纸。我那儿还剩些次摘大吉岭和其它茶叶，我把它们都留给了陈镜予。书也只带了两三本数学专著，其余的都留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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