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京再次获得权力后，没有去反思，而是加紧搜刮。

他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，无恶不作，贿赂公行，卖官鬻爵，明码标价，什么“三千索，直秘阁；五百贯，擢通判”。

他又巧立名目，增税加赋，搜刮民财，征收所谓经制钱，“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，头子、卖契等钱，敛之于细，而积之甚众”。

他设计的苛捐杂税，史书记载他“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”。

他搜刮了那么多钱后，“于是铸九鼎，建明堂，修方泽，立道观”，大兴土木，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，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自己的豪华宅第。

他这个做法，既巴结了爱好道教的赵佶，又从中谋取了利益，真是一箭双雕。

他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，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、门下省复核、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，而是请赵佶亲书后即颁行，称为“御笔手诏”，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，号称“书杨”，以达到他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。

他这样做，他结交的兄弟们也这样做。

杨戬先设“稻田务”，开始在汝州立法，可以种稻的田土，收索民户田契，辗转追寻，直至无契可证，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，种植户即作为佃户，须交纳公田钱，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。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泊，是济州、郓州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，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，逃税者按盗匪处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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