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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朝当官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

东京有一大堆混吃等死，憨批一样的混子，钱不少拿，事不多做，拴狗的效果也许比他们更好——起码狗不会刮地皮。

而知县不一样。

对于重要的县，大宋一般不任命正式地方官，地方官职权由中央派遣的官员代理，就是所谓的“知某县事”。

作为理论上京官的知县权责重大，既要协调朝廷与地方的关系，又要稳定朝廷对于地方的统治，保证朝廷的政令能下达到地方。

连最上层的人都知道“治天下之术，莫重于牧民，牧民之任，莫亲于守令。守令不贤，人君虽有良法美意，不能布宣，而朝廷之德泽终不能被于天下”，翻译一下就是说朝廷可以拴狗，但地方拴狗就是死。

在这样的认知下，大宋选拔县官的标准非常严格。

洪中孚这样年过七旬的人可以在知州的岗位上等退休，可知县超过六十还能就任的人几乎没有，而且大宋朝犯事的人以后可以到别的地方继续当官，但没有巨大立功表现就不要想当知县。

邢焕这样的荫官是经过了多年的基层历练才混到了一县知县，深知能当好知县的都是大宋人才中的人才，能人中的能人。

这种人不是简简单单靠有文化、有道德就一定能做好。

像杭州治下仁和、钱塘这种繁华富庶的大县，能久坐的知县一定具有面厚心黑的伟大特征，而不是眼中见不得任何沙子，见人就砍的莽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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